王洪江：一辈子都是为了一张嘴

王洪江很乐意说起往事：“看到野草，我就很容易想起过去的艰苦岁月，‘生产队大集体’的时候，乡干部看我小学毕业认识几个字，就让我到生产队里当出纳和保管。不瞒你说，那个时候的生产队干部比现在一般的老板权利大，一个队的社员都要听他的话，干部让干什么社员们必须无条件去干，每天大家都要下地干活挣工分，挣不到工分就要饿死人。虽然我当时属于生产队里的实权干部，但我绝对不敢贪污钱财，当然，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钱财可贪，唯一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多吃碗米饭。由于‘平均主义’严重，社员们开始产生了消极思想，‘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下地干活儿的人多，出力的却不多，这让原本就很穷的穷山沟更穷了。”

拔完野菜，王洪江把野菜放到一边，打算明天干活回来的时候用背篓背回家：“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家更不好好干活了，学生也不上课了，整天喊政治口号，整天搞批斗。儿女批斗父母，学生批斗老师，两口子互相揭发，干部们互相批斗，推神砸庙，黑白颠倒，啥样子的妖魔鬼怪都冒出来了，简直乱搞一气！当时我还不到30岁，年轻气盛，领导们让我批斗谁，我就批斗谁，让我打谁，我就打谁。直到1974年的时候，36岁的我大腿开始发炎溃烂，不仅不能参加批斗，就连下地走路都不行了。我记得当时最小的女儿才刚刚两岁，看到老婆一个人下地干活养娃，日子过得实在艰难，我想就让老婆带着几个娃重新找个男人过日子，只要把几个孩子照顾大就行了，我饿死也无所谓了。老婆是个好女人，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我。1977年年底，卧床3年后，我终于可以下地走路了，可怜的老婆因为操劳过度都不成人样了。”

回到家中，王洪江把从棺材上掉下来的塑料薄膜重新盖上：“这口棺材是为我自己准备的，木头是我从山上砍的，今年年初的时候，感觉身体不太对劲，担心自己突然死了，来不及做棺材，就请木匠师傅给我做了这口棺材。现在不仅物价上涨了，就连木匠师傅的工钱也上涨了，这口棺材的人工费和油漆费就用了接近一千块钱。不过这些钱该用，人活一辈子最终都是死路一条，就连伟大的毛主席也免不了一死，人死后总要给自己一个躺着的地方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