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捐赠：绝对不是那么简单！
受连续几起负面事件影响，中国慈善机构的信用遭到重创，捐赠额急剧下滑。2012年4月5日，福布斯中文版第七次发布中国慈善榜，100位上榜企业家的现金捐赠总额为47.9亿元，同比下降41%。与之相对的是，企业家们更喜欢成立自己的基金会，或在大型基金会、慈善会内部成立自己的基金。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去年慈善总额在下降，但直接捐助的金额却在上升。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信息部的数据显示，受事件影响，去年6月—8月以慈善会和基金会为主的NGO接收到的捐款，由3月—5月的63亿元缩减到8.4亿元。但与此同时，政府接收到的捐款以及受助个人直接接收到的捐款却在上升。
随着慈善机构多年树立起来的信用被动摇，民众开始寻找更可靠的捐助模式。一对一的直接捐助因其透明、公开的特点，深得民众推崇。感恩中国网站的创始人张仁杰认为，直接捐赠对推动慈善走向公平、透明是很有意义的。
“慈善有问题很正常”
慈善机构出现的种种问题，张仁杰认为是可以理解的。“感恩中国走了八年，现在才有了相对完善的捐助机制。慈善有问题很正常，这些机构遇到的问题，中国大多公益机构都遇到过。”
单拿捐建学校这个项目来说，为了完善监管体制，感恩中国也曾经走过很多弯路，到目前为止，捐助方式已经换了4个版本。
2005年的时候，感恩中国组织一对一捐建学校，当时张仁杰对公益、慈善并不太了解，有人要捐建学校，他就找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可靠的人来监督建校。结果这个他认为很可靠的人还是贪污了部分建校的款项，一块砖原本5毛5分钱买的，报账的时候却说是7毛5分钱。
后来他又委托一个在政府宣传部工作的人来监督。“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工作也很稳定，所以感觉他比较可靠。”张仁杰回忆说，但后来项目还是叫停了，原因是“他老婆跟别人跑去美国了，他拿着捐款就追去美国……”
到底派什么人去监管最可靠呢？这成为了制约公益项目落地的关键因素之一。最后他们决定让捐赠方派人去监督，风险由捐助者自己承担。但还是存在问题，因为整个项目都是捐助方派来的代表一个人说了算，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腐败问题，“企业派去的人也贪，用的钢筋全部都是脆钢，手一掰就断”。
现在他们又开始改良，和教委签合同，让质监站、监理一起监督。“这有一个好处，方便建好的学校移交给政府。因为学校最后是要移交给当地政府的，移交时要经过县教委、监理、质监站的层层审批。”张仁杰解析说。现在他们每捐建一个学校，项目书上必须盖六个章：县教委、县质监站、监理、乡政府、捐赠方、感恩中国，六方共同监督项目落地。
但风险还没有完全消失。有的企业刚开始承诺捐500万元建一个学校，400万捐出来以后，可能会由于公司资金紧张，剩下的100万捐不了。为了不让建了一半的学校成为烂尾楼，他们还得想办法，找人把这100万补上去，这是一件很被动的事情。
物资捐助方面的问题就更多了。虽然不停地改进衣物派发方式，但问题还是存在。“很多真正贫困的地方交通极不便利，运输时间非常长，就算运到村，也不能保证最困难的人能拿到物资，尤其是那些瘫痪在床的人，走不动的老人。”对此，感恩中国感到很无奈。
比如，他们在贵州的一个山村发放衣物，由于山区没有路，车进不去，只能将物资卸在公路上，请四十多个村民，爬了四个小时的山，把衣物运到村里。到达的时候，志愿者已经非常疲惫，天也快黑了，情急之下，只能让村民自己整包地领取，无法进行合理的分配，而当地村民思想比较落后，当拿到不适合的衣物时，也不知道和别人交换，最终闲置或丢弃，造成浪费。而最贫困的家庭，由于行动不便而不能到达现场的，就没有领取到物资。
还有，他们给牧民发放棉被，一床299元钱，如果图省事，很简单，让村长安排人发，一千床刷一下就没有了。“我们进户看，发现有的家里堆了好几床棉被，还说自己家穷。”张仁杰马上叫停，亲自送下去，把棉被送给真正可怜的老人，“但为了送这几床棉被，我们开了4个小时的车，油钱也要两百多块钱，这些成本怎么弄？”
这几年有一件事让张仁杰觉得很惆怅：真正的边远山区他们走不进去。那里有的村还没电，接不通电话，邮局也没法送，没人愿意去，条件太艰苦了。“这些地方怎么弄？只能放弃，捐助以失败告终。”
“不能完全透明”
为了让整个捐助过程公开、透明，张仁杰需要亲自到受助者的学校或家里了解情况，拍摄图片、收集文字资料，然后整理刊登在网站上。不会刊登未经实地考实的求助信息。但他慢慢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适合公开。
“不是因为害怕捐助者监督。我们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捐助者捐完款后给被捐助人打电话，问捐款收到了没有。过了一段时间后，被捐助人又主动给捐助人打电话，说他们还很可怜，还很缺钱，让捐助者继续捐钱。这学问大了，所以不能完全透明。”张仁杰介绍说。
曾有一位被捐助者，把所有给他打过电话的捐助人的电话都记了下来，之后又给每个捐助者发短信，说现在又生病了，需要钱看病。捐助者接到短信后觉得有疑问，打电话到感恩中国网站了解情况，感恩中国网站的工作人员给这个被捐助者打电话才知道，之前因为他有残疾不方便到邮局取款，所以捐款的收款人是他养父，养父收到钱后就自己留下了，不愿给他钱看病，于是他想给自己开个卡，让大家再给他直接捐款。
人们提倡一对一直接捐助，是觉得这种方式公开、透明，捐助者很清楚自己的钱到了哪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方式也存在不透明的地方。“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捐助者是各自为政的，互相之间没有交流，求助者获得了什么人的捐款、收到多少捐款，只有求助者自己知道，所以监督还是出了问题。”张仁杰解释道。
直接捐赠最大的缺点是盲目性较大，比如求助人可能只需要5万元，大家可能捐了几十万，造成资源的浪费。
无管理费背后的高成本
在很多捐助者看来，一对一直接捐赠有一个最大的优点是不收取管理费，捐助者捐赠的钱能分毫不差地落到被捐助者的手里，但为了落实捐助者这样美好的愿望，可能众多志愿者要为此无偿付出。
有人认为，一些基金会或慈善组织收取15%的管理费高了。对此张仁杰不认同，他说：“如果将感恩中国实施捐助的所有工序都量化为成本，接收100块钱的捐款，提40块钱的管理费都不多。现在大家都在呼吁慈善机构公开所有捐助信息、项目信息，但问题不是他们想隐瞒什么，而是他们不敢弄，因为信息完全透明要投入的精力太多了，他们弄不起。”
按照感恩中国的捐助程序，从与当地的政府沟通，寻找需要帮助的学校和学生，到采集完学生信息，大概需要十多个工序，当这些资料收集完毕，还要经过筛选、整理图片、录入整理资料、做成档案表、发回学校核对资料、做结对函、刊登、捐助人审核、结对等等。
更麻烦的是，两个月后，有10%左右的孩子会因为各种原因结对不成功，比如一些人承诺捐款后来又不捐，有的捐助者说捐完了，但可能由于地址写错了，学生没有收到捐款，还有的捐完了没有通知他们，这些都要重新核对，把没有捐赠成功的孩子重新提出捐助。
捐款成功后，学校发款的时候一般要组织一个仪式，把老师、学生还有家长都叫到学校进行发款，现场拍摄领款照片并发到网站，整理完毕后再刊登在回访上，这样整个过程才是完整的。这些全部加起来，他们算了一下，一个助学捐款前后需要走超过30道工序。
虽然捐助一个孩子只有600块钱，但是背后的工作很庞大。“就算处理一个捐助的一个步骤只需要5分钟的时间，全部下来至少牵扯到30个志愿者，费用估计600块钱都弄不下来。”感恩中国网捐助负责人鲍姐说，“如果一个员工每月工资3000元，一天100元，工作8小时，最多就打几十个孩子的资料，这只是30多个工序中的一个，全部算下来成本太高了。”
一些捐助者对感恩中国的捐助方式有意见，“去邮局汇款多麻烦，不能通过银行吗？”但网站坚持使用邮局汇款的方式，原因是只有这种方式能直接了解捐助者和被捐助者的信息。
他们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捐助一个学校一百多个孩子，要求邮局汇款，但好多捐助者跟校长说不好汇，要求把钱直接打到校长的账号。当时那个校长没有经验，就给了，结果接到了7个不同账号的捐款，但由于银行汇款不提供汇款人信息，不知道款是谁汇的，要捐助哪名学生。后来为了核对这7笔捐款，志愿者从一百多个捐款人中一个个核对，最后才把那七个捐助者的名单扒出来，折腾了很长时间。
“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捐助方式太繁琐，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更没法弄了。如果每位捐助者都能按照我们的捐助须知那样做，我们志愿者的工作会少得多。”感恩中国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感恩中国一年新增的助学数量约五千人，同时每年叠加，“因为助学有延续性”，如果第一年5000人次，第二年总数就达到一万人。这意味者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
感恩中国走的是江湖道
现在感恩中国每年的运营费用只需几万元。为什么他们的实际运营成本会这么低？因为他们的绝大部分的开支都是志愿者承担的，甚至办公室也在一个志愿者的家里，这几万元主要是张仁杰在外面跑的必须开销。
张仁杰认为，感恩中国最大的优点是走江湖道，靠哥们。“到一个地方，首先我会跟当地政府打声招呼，告诉他们来的目的，如果政府能管食宿那就更好，但又必须保持独立性，不能违背这个原则。”
在外面跑，按照常规开销，他一天要400元左右，但由于很少住旅馆，经常直接住在别人家里，跟当地农民一块吃睡，还跟着别人蹭车，所以他一天的开销只需几十块钱。
全国监督志愿者大仙将张仁杰的这些做法归结为江湖道。她说：“如果单纯的慈善，可能捐了钱，就觉得事情做到位了，这是过去对公益慈善简单的理解。如果按照企业管理的模式，必须建立激励考核机制、建立激励、监督等一系列机制。但张仁杰的做法是介于两者之间，既有非常正规的做法，也有不需要说得那么清楚的地方，介于透明和不透明的地带。其实在这个地带，一个网站作为联系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之间的纽带，起到了过滤的作用。”
大仙曾经和张仁杰合作做项目，“比如小女孩内裤项目的具体落地，这个过程真的很难，并不是把内裤分发给每个孩子就结束了，还要教会她们怎么穿，每个班建立简单的监督机制监督她们穿，否则就无法达到捐助者想要达到的效果。”
这中间她经历了许多艰辛，也真正体会到，公益也好、慈善也好，绝对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是你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碰到跟你有缘的人，跟你一起把这个事情坚持做下去。只有这样，项目才有落地的可能性。“正因为张仁杰采用了江湖做法，才能把项目落实到目前这个层面。”
而这些有缘人，就是感恩中国的志愿者们。这个平台之所以能够低成本、高效的运作，是因为这里有一大批疯狂义工，张仁杰是其中带头的。
他们曾经捐助过玉树东坝乡的一些学生，那里的老师骑两天的马赶到县城，就是为了帮学生取款。现在那里的路修好了一点，但也要七八个小时才能到。其中的开销，全是老师在承担。
捐助者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通过我们这种模式捐助，最大的受益者不是被捐助人而是捐助者。他们通过这个平台奉献了爱心，帮助了需要帮助的人，这中间的快乐和收获，只有捐助者自己最清楚。”张仁杰说，“捐助者不用承担一分钱的项目运作费用，所有捐款都直接给了被捐助人，捐助者心中会很踏实。这些隐性成本都由这些志愿者承担了。”
大仙开玩笑说，张仁杰不是人，因为她觉得一般人用不好这种方法，“他可以和任何人打成一片。别看他是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魂，能牵动着全国很多人跟着他做这个事情。”
这个模式值不值得推广？张仁杰持保留意见。因为他觉得中间牺牲的人太多了。他坦言：“对志愿者来说太不公平了。”
感恩中国现在几个人承担着一个庞大团队的角色，成本很低，容易存活。但从长远的来看，这种方式并不可取的。张仁杰害怕有一天自己不在了，这个平台就可能没有了，那些还需要助学的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我忙着带人，只要能培养出几个精英，就能继续接手做这个事情了。”
曾经，有一位爱心人士想支助这个平台一千万，让张仁杰招兵买马，弄个办公室，请一两百个员工，配备必要的办公设备，组成一个专业的团队，但最终被张仁杰谢绝了。因为他们觉得这种模式不一定稳定，“一旦这个人撤资，这个平台就会轰然倒塌，一点都救不起来，我们不做了没关系，身后被捐助的几万孩子怎么办？现在我们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因为我们的运营成本真的很低，不用担心因为经济问题被拖垮。”
他一直希望感恩中国能摸索出一个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捐赠模式，孵化出更多好的公益平台出来。“我们的原则是从身边做起，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一般不喜欢跟着某一个团队，如果能摸索出一个更好的捐助模式，为什么要拘泥于另外一种形式呢？”中国慈善需要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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