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辈们多子多福的想法让他苦不堪言，但他还想生个儿子！
2005年2月，在爸妈的催促下，阿军极不情愿地和大他三岁的相亲对象匆忙结婚了。但他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不能稀里糊涂地结婚生子。结婚当天，家里来了一位背着米面袋的老乞丐，老人吃饱喝足后留下一句祝福的话：“好人好报，今后保准儿女双全！
按照当地习俗，结婚当天，阿军的爸妈需要给阿军的岳父岳母三千元的礼金。为了凑足这些礼金，爸妈借遍了所有亲戚，家中该卖的都卖了。阿军清楚地记得，结婚当晚，他没有进洞房，而是和爸妈大吵了一架，怪爸妈没有本事，连给他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导致他落下残疾，影响了下半辈子的正常生活。
婚礼之前的几个月，阿军的左眼突然看不清东西。去县城的医院检查，医生诊断其为视网膜脱落，建议他尽快到省城的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才能尽可能恢复左眼的视力。但得知手术费需要二万多块钱后，阿军的爸爸自作主张地放弃治疗。因为阿军的爸爸觉得，他们拿不出，也借不到这么多的钱给儿子看病。
没多久，阿军的左眼就彻底看不见东西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爸妈特别着急让阿军结婚，到处托亲戚朋友和媒婆们给阿军介绍对象。但阿军很想先治好眼睛，再考虑结婚成家。可是这样的想法被爸爸狠狠地骂了一通，爸爸说他还是太嫩了，不明事理，不识好歹，他们一家人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绝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让他到省城看病。最好趁亲朋好友和左邻右舍们都还不知道他左眼失明的时候，尽快给他娶妻生子，否则等他左眼失明的消息传开后再想娶妻生子，就难了。于是，从第一次和女方见面到结婚，前后还不到半年，阿军就被逼着结婚了。此时，出生于1986年11月的阿军还不到20岁，他的妻子比他大3岁，出生于1983年5月。
阿军的爸妈当了一辈子的农民。阿军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要儿有儿，要女有女，家里除里缺钱，啥都不缺！”阿军的爸妈结婚后，前后生了三个女儿，当年，为了生个儿子，他们不得不带着三个幼小的女儿东躲西藏，还要可能随时面临“家被抄，人被抓”的状况。在外出躲超生的日子里，他们白天不敢外出，不敢联系家中的亲朋好友，害怕被村子里的邻居们背地里举报。阿军出生后不到二岁，妈妈又生下来一个儿子。因为在阿军爸妈的观念里，没有儿子的家庭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家，儿子越多越好，多子多福。
阿军的岳父岳母一共生育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跟阿军家相似，当年，为了生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儿子，岳父岳母带着五个女儿也是四处躲避，吃尽了苦头。
2006年6月，阿军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了。
2009年5月，阿军的三女儿出生了。但是一直为了生娃而四处躲藏的妻子真的受不了了，高额的计划生育罚款也让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庭雪上加霜。但爸妈和岳父岳母依然坚持要求阿军的妻子再苦再累也要生个男孩出来，他们认为，没有男孩传宗接代，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和意义！最终，由于经济和精神的巨大压力，还在坐月子的妻子选择了自杀，一个人偷偷喝下一整瓶“敌敌畏”农药。等阿军发现的时候，妻子已经昏迷不醒，送到医院抢救了一天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留下了脑子反应迟钝的后遗症。
2012年1月，阿军的四女儿出生了。阿军的爸妈和岳父岳母哭干了眼泪，他们四处烧香拜佛，祈求各路神仙能够开恩一次，赐一个儿子给阿军。
2013年7月，妻子终于生下了一个儿子。阿军的爸妈和岳父岳母比他们夫妻还要高兴。双方爸妈都夸阿军有福气，感谢各路神仙显灵开恩，感谢阿军结婚时金口玉言的老乞丐。阿军的爸爸特意叮嘱阿军，今后要好好干活、挣钱养儿子，争取早日把计划生育的罚款交清，不能让计划生育的领导们为难，绝对不能赖国家的账。
儿子出生半个月后，妻子在计生干部的看管下做了绝育手术。妻子做完绝育手术的第二天，儿子病了，呕吐不止，医生的诊断其为先天性心脏病，需要到省城的大医院动手术。
为了给阿军唯一的儿子看病，阿军的爸妈和岳父岳母借遍了亲戚朋友和左邻右舍，卖光了家里可以换钱的全部家当，最终凑足了九万块钱，才得以做完手术。
2014年8月，阿军通过借民间高利贷补缴了三个孩子的超生罚款并申报了户口。
2017年5月，在外地打临时工的阿军急匆匆地赶回老家。因为妻子病了，双腿无法行走，家中无人做饭，五个孩子上学放学也无人接送。医生说，阿军的妻子无法走路是类风湿导致的。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妻子的症状稍有好转，但依然行走不便，也无法下地干活，只能在家中干些简单的家务活。
2018年9月，阿军的妻子又病了，这次被医生诊断为糜烂性胃炎，需要长期吃药治疗。
面对家庭的困境，阿军不得不继续呆在老家，一边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一边耕种家中的二亩土地。几年前儿子生病欠下来的九万块钱，他一直无力偿还。爸爸妈妈和岳父岳母也因为年龄过大无法替他分担，全家人只依靠他一个人挣钱。
在妻子没生病之前，阿军一直在外打工。只读完初中一年级的他除了会开小货车，没有一样能拿得出来的技术，只能干脏活累活。虽然他也想过很多种挣钱的门路，但最终都无法实现。之前，他想过找一份每月600元的打扫村道的工作，但竞争太激烈了，村里留守老人太多了，最后岗位大都给了村干部家的关系户。
为了让一家人的生活能够维持下去，每到春节前后，阿军便会帮流动酒席及民间演艺团的老板们临时开一阵小货车，挣点家用。但是这段时间很短，因为平日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只有在年关的时候才会回到村里，所以各种结婚、嫁女的酒席和宴会也都集中在这个时间段了。
2020年3月，阿军承包了离家仅有五十米远的这片土地，土地总面积有15亩，每年每亩需要支付1000元钱的租金，租期合同五年一签。关于合同的期限问题，他至今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不一年一签？为什么非要五年一签？对此，出租土地给他的邻居们认为，一年一签太麻烦了，如果阿军愿意的话，大家恨不得十年签一次合同。
2021年2月，站在蔬菜大棚里的阿军满头大汗，他正在用双手清理堆积在塑料大棚上的积雪，一场暴雪压坏了部分大棚的塑料薄膜和骨架。他打算放弃大棚蔬菜了，因为它不仅前期建设费用高，还面临着不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去年上半年种的大棚黄瓜刚要结果，就遇到了连续一个星期的大暴雨，把黄瓜全部淹死了。去年下半年种的番茄和小菜又遇上了长时间的干旱天气，土井里的水位下降到了最低点，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几亩的蔬菜一天天枯萎变黄，最后变成了枯叶。但即便他颗粒无收，每年还必须支付一万五千元的地租。
接连种菜失败的阿军被左邻右舍们笑话，大家都认为，会主动承包土地的人，要么有钱没处丢，想体验一下当“地主”的感觉，要么就是不懂得农村行情的城里人。对于本地人来说，世代都靠耕种土地为生，种地能不能挣到钱？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种土地可以发财的话，大家就没有必要背井离乡到外地打工了。
阿军希望租地合同期短一些，却遭到了乡亲们的拒绝。因为他们之前已经吃过好几次亏了，这片土地前前后后也被好几拨外地老板承包过了，但大都由于天气问题，大棚里的农作物要么旱死，要么淹死，这些老板们最后都如出一辙地拖欠一部分地租或者种菜工人的工资后跑了。现在当地居民也学“精明”了，租地的时候很小心，尽量租给相邻相熟的人，一旦租地的人亏本了，大家也能很容易找到租地的老板家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他们也知道这种情况下，地并不好租，好不容易遇上想要租的“金主”，他们当然想多租一段时间。
阿军的家乡土地平整，位于县城周边的郊区地段，承包土地、种植大棚农作物成为当地对外招商引资的主要推广项目。曾有一段时间，外出打工的乡贤，尤其是那些手中有部分资金的乡贤们，为了响应回乡创业、回馈家乡的号召，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投资种植大棚蔬菜。但是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失败了。而且，不仅仅是天灾，还经常伴有人祸，比如，供电线路老化导致的火灾时有发生等。此外，人工成本、蔬菜的保存期限及其市场价格波动及变化也使得大棚种植蔬菜成为了一件高风险的事情。
2022年3月，阿军找到了一份开吸粪车的工作。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到工厂里拉臭味刺鼻的污水，然后偷偷排放到附近的农田里。每天只需干二个小时，每个月就可以挣三千块钱左右。这份工作对阿军来说很重要，他既可以接送孩子们上学放学，还可以继续耕种土地。阿军最大的愿望就是把给儿子和老婆看病的外债还清，这么多年来，省吃俭用的他一直努力地还债。但是八年过去了，他只还掉了3万块钱的外债，还有六万多元未还，他打算通过这份工作尽快把剩下的外债还清。
可是，让阿军没有想到的是，他刚干了半个月，就被村民举报了。环保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取证时严重警告他，如果再发现他往农田里排污，就只有坐牢这条路等着他。
阿军的二个大女儿已经读初中一年级了，三女儿读小学五年级，四女儿读小学三年级，最小的儿子读小学二年级。几个孩子每天上学、放学依旧需要阿军亲自接送。
虽然孩子们读书的学杂费不高，每学期每人大概200多块钱，但是五个孩子的吃喝穿衣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了。几个女儿们还想参加校外舞蹈兴趣班，但每人每学期需要一千块钱的培训费，阿军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拒绝女儿们的请求。眼前，他更担心的是，二个大女儿再过两年就要读县城高中了，每人每月住校的生活费最少要800块钱，钱从何来？又该怎么办？
四个女儿的成绩都比儿子好，这让阿军很尴尬。如果儿子成绩好，他会按照孩子爷爷奶奶的思路来安排，让女儿们读完初中后全部外出打工挣钱供儿子读书，把儿子培养成才。可是现在女儿成绩比儿子好，这样的安排就不太合适。
孩子的爷爷奶奶建议把阿军的儿子送到私立小学读书。阿军没同意，主要是每年二万多元的学杂费，他实在是承担不起。
而且，他认为老人们的观念真的太老了、太固执了。他偶尔会把手机里的视频给爸妈看，让他们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了解一下大城市里生男生女一个样。他还特意告诉爸妈，现在的大城市里，有一部分年轻人不仅不想生孩子，连婚都不愿意结了。为了鼓励大家多生孩子，国家还出台了三胎奖励政策！但是他的爸妈坚决不相信手机里说的新闻，他们的认知还是停留在二十年前，当年政府不让生，大家为了生孩子东躲西藏，甚至还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爸妈不相信阿军说的和新闻里说的，阿军可以理解，但他能够深刻体会到，时代真的变了。他认识的几个同村的年轻人，结婚成家后，只要头胎生了一个儿子，就再也不生了。他们说，生得多没用，还不如把所有精力和金钱放在一个儿子身上。而且这些年轻人认为，要想让儿子将来考个好大学，以后当官、发财，光宗耀祖，必须要把孩子送到县城的好学校去。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年轻的爸妈们不得不各显神通，即使四处借债也要到县城买学区房，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
阿军和妻子都没有读过什么书，也没有能力买县城的房子。如今的他们已经尝到了子女多带来的经济和教育负担，自己和妻子无法给子女们辅导作业，孩子们也无钱参加各种兴趣班和补习班。
生活的压力让阿军变得不喜欢说话，新冠疫情的反反复复更让他焦虑不安，原本喜欢结交朋友的他尽可能不和朋友们来往，亲朋好友们和本村邻居们家的红白喜事他也尽可能回避。经济的窘迫让他很无力。每当逢年过节，家中就会有要债的亲戚朋友们登门，但他也没办法，只能说尽好话并和债主们承诺，就算他死了，他的孩子们也会接着还债，等孩子们长大后挣了钱，一定先把欠账还完。
阿军的困境也让60多岁的爸妈操碎了心，但他们自己也是疾病缠身，除了在言语上关心几句外，也帮不上什么实际的忙。面对不能帮自己出力的双亲，阿军没有怨言，毕竟谁都会变老，谁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子女们的负担。
阿军的弟弟结婚成家后一直在外地打工，同样生育了四个女儿。同样地，按照爸妈的建议，什么时候生了男孩才有脸回老家，如果生不了男孩就一辈子不要回来了。对此，阿军虽然有些不太认同爸妈的老观念，但他还是希望弟媳能生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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