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从贵阳回北京了，本来计划这次出差是想去贵州山区农村看看的，但出差7天基本上都在紧张忙碌中度过的，本来后几天可以稍稍放松一些的，却又有北京这边的事需要我提前回去，所以计划也就泡汤了，好在今年去贵州还会有几次机会，这心愿一定是可以了却的。
刚到贵阳的时候我就和“贵州人公益网”的负责人联系上了，却发现他实际上也在北京，当然老家是贵州，另外还有一个在沈阳，都是在外地工作的，因此实际上要给我安排也会很费周折，而我时间又不能确定，所以他们都建议后下次来之前准备更充分一些，预留的时间更长一些，这样才能真正成行。我自己也觉得太过匆忙，什么具体计划都没有，怎么能成事呢？惭愧呀！
其实我也大约预料到了这种情况的，因此又准备了一个行程，按照感恩中国费费的一个帖子，我要去贵州人民医院看望住院的白血病孩子左继英，我想这个计划一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我也跟我的同事说了这件事，大家都觉得应该去看看，再给孩子父母凑点医药费。不料，事情也有变化，我在与这小孩学校校长联系才知道，左继英已经到哈尔滨治疗去了，然后我再短信询问如何捐款，却再也没有得到回复。
这些天工作都排得很满，晚上也都是熬夜，不觉间已经快要返回了。
我是昨天中午的飞机，上午也就没安排其它事情了，专程去商店给儿子买玩具（如果没有玩具，回家是不好交代的），返回酒店的时候离去机场大约还有两个小时，回来的路上无意间遇到了三个流浪儿。
我从南明河边的小道走过，这三个流浪儿就坐在岸边绿带的长凳上，他们年龄似乎都在十多岁或二十出头，每个人上身的衣服虽然还不是太破，但都十分的脏了，而裤子却明显更破。长凳上还放着一个编织袋，大约是他们随身的东西。三个人就坐在那儿，非常木然和呆滞的样子，也不说话。
起初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并无太在意，一般来说我更对儿童或是老人更注意一些，但从他们身边走过后，我停住了脚步，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象他们三个年轻的小伙子会弄成这样邋遢的样子，我总认为只要还有年轻，又无残障就不应该是这样的，于是我决定返回，想问问他们。
我收住脚步停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似乎很吃了一惊，也许因为从他们面前经过的人其实很多，但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停留在他们面前，因为那种味道实在并不是太好。他们看到我停在他们面前，似乎很有些紧张，后来猜测到他们也许我是附近的管理人员，要赶他们走的。
我不想让他们太紧张，我想让他们知道，我是没有恶意的，而且也许可以帮他们。我面带微笑很和蔼问了他们中间似乎年龄较大的一个：“你们从哪里来的？”年龄较大的孩子立即站了起来，然后很疑惑地对我摇了摇头。我知道他们对我还是很有戒心，于是我告诉他们：“没有什么，我只是路过，看到你们，想问问你们的情况，也许我可以帮你点什么？”他们仍然没有什么反应，我又问他们：“你们吃饭了吗？”两个大一点的孩子都没有表示什么，而中间较小的那个孩子对着我摇了摇头。我知道这个时候一定要先取得他们的信任非常重要，于是我从口袋里掏出30元钱，对他们说：“你们去吃点东西吧”那个年龄大点的孩子还很有些不好意思，我于是进一步宽慰他：“我是从北京过来的，我们在北京有一个感恩中国的组织，就是专门帮助离家出走无家可归的人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我们都是朋友！”我把钱塞到他的手里，他终于拿住了。
他们告诉我，他们中间两个是江西人，一个是贵州人，都是在路上结识的，两个江西的孩子一路是从云南走到贵阳来的。我问他们一路吃什么，那个小孩告诉我，就是捡垃圾买点钱，然后也从垃圾里找点吃的。我问他能吃饱吗？那个小孩摇了摇头，他告诉我他们一天只能拣到两块钱，今天还没吃东西。年龄大点的孩子显然是觉得他这么说很没有面子，有些着急地对我说，他们自己有锅子的，可以自己做饭的，说着打开了那个编织带，从里面翻出一个小锅子，然后还有一小塑料袋子的米，我看了看编织袋里，发现里面还有几个空矿泉水瓶子外也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
我对他们说，你们还是先吃点东西吧，别饿着了！那个小孩于是对着我朝路边嚼了嚼嘴，我一看立即明白了，那里是一个路边的小饮食店，他们最初坐在这里，或许也就是看中了那个店子，可又不敢过去，当然也没有钱。
我对他们说，我去给你们买吧，你们等我，不要走。
大约是早餐高峰已过，那个饮食店只有米粉了，3元一碗，我试探着问老板，可否让三个孩子个过来坐在门口的椅子上吃，老板看也不看我一眼，说：“有快餐盒的，你拿过去吧！”原来他早就看见我们了，但嫌他们太脏，不让他们坐到店门口来。于是我要了三碗米粉，给三个孩子拎了过去，并交代他们吃完了一定要把饭盒扔在附近的垃圾箱里。看着他们风卷残云一般呼啸着吃着米粉，我觉得自己也有一份快乐，虽然心里又有点酸酸的。
他们吃得太快，以至于我都知道他们肯定还没有吃饱，但附近又没有其他店子了，于是我又回到那家店子，又再次要了三碗米粉，我告诉三个孩子，尽量吃饱点。
第二碗米粉依然是快速而干净，但三个孩子丢掉饭盒从垃圾箱跑回来的时候，我看得出他们开始相信我了。于是我开始问他们问题，也是我一直想知道的问题。

这是年龄大一点的那个，姓周。也是他们的老大，他是江西上饶市信州区的，他告诉我他是五个月前从家里被赶出来的，他一再重复是他爸妈叫他“滚”的，所以他决不再回去。我问他是否想家，他坚定了摇头，我说你家里一定很着急，我可以给你打电话联系家里，他说他有电话号码，但不肯给家里打电话。我问他下一步有什么计划，他告诉我他准备带他们俩去上海，贵州这边找不到事干，垃圾都捡不着，昨天还被别人赶出来了。
我告诉他们上海离贵阳可非常远呢，他脸上闪过一丝得意，然后不知从哪里一下掏出一张中国地图，然后用手指着告诉我他知道上海的位置，我问他那么远，几千公里，怎么过去？他似乎非常轻松，说：“我们走过去！”我嘴巴差点都合不拢了，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他接着告诉我，他从云南就是走过来的，就是按着地图一个一个城市走过来的。他也一定可以走到上海，最后他又丢下一句“我们有时也爬火车的”。
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起来我三年前在北京遇到的一幕，当时已经快秋了，天气渐冷，每天就睡在地下通道水泥地上的一对流浪父女也挨不住了，我问那个父亲以后怎么办？那个父亲不当一回事似地告诉我，他们准备去广州，那边就不冷了。我问他们怎么去，他说火车票太贵，只能一路（乞讨着）走过去。。。
恍惚间我似乎又突然明白了，也许对他们来讲，心中存着的那点希望就是支撑他们每天的惟一动力，在他们看来，也许到了上海，到了广州他们就可以吃饱穿暖，就可以得到他们的梦想，而中间的这个过程，即使有再大的苦再大的危险他们也不在乎的。这一点似乎他们都是一样的。如果连这点梦想都没有了，也许他们早就倒下了。
我觉得我没有资格再去打击他的梦想。当然我中间也花了不少时间给他们说，你们都还这么年轻，有力气，一定要自己找点工作，自己凭力气挣点钱，不能老这样子。。。他们也告诉我，他们也试过，可是所有地方都不理他们，可能是他们太脏了，或许有点地方还得防着他们会偷东西。于是我告诉他，我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我也不能真正帮上你们什么，你们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也许我还能帮上一点。
年龄大点的那个孩子很出乎意料文不对题地告诉我，他最想当一个科学家，说着他又变戏法一样地不知从哪里又摸出一个装胶卷的塑料盒子，揭开盖子，里面是一个个叠得整整齐齐的小纸片，他拿出一张打来一看，原来是报纸上撕下来的小篇文章，他递给我看，都是一些科技新闻，有什么高效充电电池。。。还有什么什么人死时的幻觉什么。。。他告诉我他从小最大的梦想就是当一个科学家！
这是又一次差点让我合不拢嘴，当科学家是我们小时那个年代大部分孩子的最大愿望，想不到今天又重现在这个孩子的口中。我问他读了多少书，他犹豫了很久，才很小声地告诉我他只读了小学。
这时我的脑海中渐渐勾勒出一些字符：没有读书、父母打骂、赌气离家出走、流浪街头。。。


这个孩子17岁，不是离家出走的，他和我交谈较少，我只知道他最初是出来打工的，可是也许是太小又没有力气，后来找不到工作，就归于流浪一族了。他说他很想回到江西老家，可是太远回不去。

他是贵州人，可能和他们结伙太不太久，18岁，他说他跟老大走，去那里都无所谓，他也是被家里打出来的，他说在外面在苦也比在家里好。
因为时间不多了，我一直在考虑怎样能帮他们一下，简单地给他们钱买火车票去上海我觉得也许对他们并无实质帮助，那时只不过在上海又多了三个流浪儿而已，我觉得他们还是应该回到家，我想到了救助站。
我告诉他们可以去救助站，那里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些帮助，至少先可以不用挨饿，然后可能还能安排他们回家，他们都表示愿意去，但不知道在哪里。
我于是问周边走过的贵阳人，可是没有理睬我，可能在他们眼里一个西装革履戴着眼镜的人同三个流浪汉混在一起这么久也不定是什么好人吧。
这是我想到了我的智能手机，号称机王的索爱P910i,马上上网查，搜索百度，这时周不知又从哪里拿了一张旧报纸，手里摸出一支圆珠笔，围在我身边，很崇拜地看着我手写输入汉字，很快我就查到了贵阳市救助管理站的地址和电话，周接着铺开报纸开始记录地址，我读他记，可是他写了贵阳市三个字后，后面的百花山就不想不起怎么写了，他有些尴尬，对我说好久不写字了，都忘记了，我于是接过他的笔，在他的报纸上记下了地址和电话。贵阳市救助管理站百花山路27号，求助热线：6759110。
我提出能否给他们照张相，因为我没有带数码相机，只能用手机拍一下了，周显然有些犹豫，他说太脏了，我安慰他说只照头部，没有关系，留个纪念而已。他终于同意了，他用手快速地抹了抹头发，才有些不好意思地站在镜头前，而其他两个孩子就坦然得多。
一看时间还来的及，我决定把他们送到救助站，可是打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好多车看到他们都绕着走了，终于死死拦住了一辆，不由分说拉开车门先招呼三个先上了车，出租司机很不高兴，我一边求司机也做做好事，一边又再三交代后面三位不要弄脏座位（他们的裤子实在是。。。），最终在答应贵阳司机多加5块钱后，司机发动了车。
等到了救助站，把他们领到申办大厅后，我就发现时间不多了，我又拿出50元前交给周，告诉他希望他还是回家，父母的仇不要记了，还是读点书找份工作，然后交代他要照顾好他的江西小弟弟，要一起带他回家，最后交代贵州的那个小伙子，说他身体那么好，那么壮，一定可以找份好工作的，要争口气给父母看看。他们都点头答应了。
我最后叮嘱他们的是好自为之，我知道也许他们没有给我说实话，知道也许他们以后根本就不会按我说的去作，但我觉得这样作还是有意义的，至少让他们知道还是有人真心愿意帮他们的，还是有人可以平等交往他们的，这个世界是不至于是那么黑暗和无情。
我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正要走的时候，周突然拉住我，手往身上一摸，顿时手心又多了一块非常干净的餐巾纸，他拉着我走到登记处的窗口前，对我说：“大哥，你给我留一个电话吧！”说实话我真犹豫了一下，我从来没想到要留电话给他，可是看着他期盼的眼睛，我还是抓住窗台上的笔一字一字在那张软软的干净得出奇的餐巾纸上写下了我的电话和我的姓。我告诉周，实在是有很大困难的时候，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我！
这是我第二次在这种情况下给别人留电话了，第一次就是前面说到的那对父女，他后来还几次给我打过电话，但都是谢谢我，从未找我要过帮助，当然最奇怪的是在那对父女离开北京两三年后我又在北京的另外一个地方遇到了那个父亲，他也一眼认出了我。。。
我不知道是否还能遇到这三个孩子，不知道他们在救助站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
我只想在自己遇到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我都会尽自己一份力去帮助，就如张仁杰说的，我有100块钱的时候，我就做100块钱的事，我有10块钱的时候，我就做10块钱的事，当我一分钱都没有的时候，我还能给他们以安慰，当我连安慰都说不出的时候，我也就终于可以歇息了。。。

(该文编辑上传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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